尋找工殤紀念碑

凡人



聽過台灣的「工殤紀念碑」嗎？這已是台灣工傷協會爭取多年的其中一件事情了，一直以來，爭取建碑的事與整個工殤運動都是緊緊地扣連著。



終於，在去年由台北市政府承諾，在台灣最高的101大樓外建一座工傷紀念碑。也是去年4.28工殤日，收到工傷協會通訊，說在工殤紀念碑前舉行活動。那刻令我又羨慕，又悵惘。「終於對亡者有一個交待，對生者予以一點撫慰，對工人的一點敬意與懷想。……香港的工殤紀念碑，要何時才建呢？」



去年聖誕節期間有幾天在台北，常想著要順道去見一下工殤紀念碑。那天毛毛細雨中，懷著朝拜的心情去到101大樓，走了大半圈也找不著。心急之中致電黑手那卡西的柏偉，他在電話中又指劃了一翻，可仍是不見。他也為我焦急起來，說要幫我向工傷協會查問一下。不久，柏偉就回覆：「不好意思啊！原來，正式的紀念碑還未建起來，4月28日那天我們見到的，是座一比一的模型！我也以為就是那一座呢！抱歉抱歉！」



掛斷電話，望著這片預留的平台，在雨中濕成了一個空洞的湖面，旁邊牆上零落地掛起了一些像棚架的竹枝。是一位藝人攪的裝置。心是知道沒有甚麼東西好看了，腳步卻總是拖延著不肯走。



「走吧，也等了這麼多年了，也不急於一時啦！……下次再來就見到啦！」



仍是不捨地，用手機拍了兩張甚麼。

台灣工殤碑址(1)

台灣工殤碑址(2)

關於綜援與全球化

三位我尊敬的前線戰士：



首先要謝謝大家，邀請我參加「關注綜援檢討聯盟」（關綜聯）的工作，讓我有機會再次聯結到本地社運的思考中去。



我昨天早上連接看了信報上，一篇嘗試總結綜援討論的文章，以及龍應台早前在明報的洋洋大文，令我又再想起了我們前天開會的話題------「爭取綜援的論述如何建立？」



當然，我們大家都同意，在打架的時候，武器是越多越好，收集各家武學秘笈，也是應有的準備。因此，收集反對和支持綜援的觀點是絕不嫌多的。但是，要為關綜聯建立一套武學，好用以培訓更多戰士，就似乎得再花點思考了。我們現在定下了的工作計劃，重點在前者（在社會輿論上打架），後者（建立綜援的論述）是我們的希望，但未知如何可以實現。



信報的文章有點像我們想做的事，它總結綜援的討論有三條線路：一是財政，爭議政府開支等問題；二是情理，問怎樣看待窮人；三是法理，政策定了要減，可不可以不減。但文章到最後，卻出現了 …… 「全球化」。文章的潛台詞，跟我想像的，「在香港討論全球化」的場景有點相似 ……



「不要想本地收入再分配可以減低貧富差距，因為全球

化令企業賺錢的速度，會比較我們分它們的錢更快。」



就算本地運動能成功分到它們一點錢（多一點利得稅和高薪人士薪俸稅），香港的貧富差距不會改善。那麼，貧窮問題是改善了嗎？那就要看你的貧窮定義而定了。若稅加了，綜援改善了，最低工資立了法，窮人生活短期內可以有改善，但是，量度相對貧窮的堅尼系數是不會跌。



最後，信報的文章認為，綜援（或福利）的討論，可以以「保證平等機會」和「公義」為基礎。可是她只問「公義是什麼？」，卻沒有試去回答。



我是覺得，從這裡開始，才真正是左翼和右翼的辯論起點。左：「因有全球化，所以要福利」，和右：「因有全球化，所以減福利」。而香港企業界是虛偽的，他們其實並不右，他們想要的，是把右翼的：「因有全球化，所以減福利」，改為：「因有全球化，所以減社會福利，加企業福利。」反而，我們越太著意地要為「福利主義」辯護，越翻箱倒篋地想重建那組歐美戰後「福利主義」論述，就越陷入在「無視全球化境況」的罪名之中。右翼對福利的批評，是帶著全球化挑戰的。



但是，我們當然也不要忘記Gibson-Graham的提醒，「全球化真的存在嗎？」，「它如何存在於本地？」，「它如何影響或倚賴於本地？」。這是我們自己要回答的，而我們如何就本地作出回答，將會是一個基礎，支撐我們回答本地右翼對福利的批評；也會是我們吸引民間游離派系，建立「文化領導權」的基礎；而有趣地，它亦會把我們從傳統左翼中區分出來。



從經濟上看，我覺得利得稅是可以加的，薪俸稅亦是，但要比較的，不單是我們常掛在咀邊的新加坡或歐美，還要有中國。要比較的不單是稅率，而是企業成本，和香港企業的區域性操作模式和策略。（這方面我的經濟數據和材料十分有限。）我大膽假設，也相信你們也同意，加稅的阻力應該不是經濟上的，而是政治上的，所以是要取決於運動的。但在分析上，要令公眾放下右翼和企業界的撤資恐嚇，說服公眾支持加稅是可行的，就不能單單比較稅率，也要分析企業成本、企業策略；也不能單比較新加坡和歐美，也要分析中國因素。這些才是公眾想像的全球化憂慮。



以上是我想像的，建立「綜援論述」的政經分析起點。



可見，我是認為，以「收入再分配促進公平（或消滅貧窮）」為使命的費邊主義論述，是可以掉進垃圾桶的了。（起碼在香港而言啦！它是沒有以全球化下的香港的政經分析為基礎的。在目標上（促進公平或消滅貧窮）不能令人信服，而以「收入再分配」作為口號，又難成為一種社會價值追求，結果就是被右翼矮化為一種「局部利益」，而「局部利益」是可以被協助的，但仍是要以平衡整體為重。甚至乎，運動自身也慢慢會接受了這是局部利益（殘障老病），但求獲得主流照顧，那怕作出少少自我分化。費邊主義在建立「文化領導權」上是無力的，所以政治上也是無力的（或局部的）。



不過，仍得承認，局部改善也是好事（起碼短期而言），這是我們前晚接受的。所以，仍是費邊，我們的論述仍是收入再分配，政府收入和開支，……等等 ！



說說我個人的取向吧。我是認為，可以暫時利用「收入再分配/平等」的論述，但，香港本土的基層運動可以考慮逐步邁向一個「全球性的權利論述」。意思是 「在全球化下的地方政府，有責任保障一個地方人民基本生活，香港市民應享有基本保障（在本地實施有限的再分配）」，但，香港在保障一個基本生活以上多賺取的，應該用於進行「跨國的再分配」，而不是追求本地的堅尼系數下降。



這樣，香港基層運動追求的「基本生活保障權利」，一方面指向本地貧窮及更廣泛階層的全球化憂慮，但也不單局限於本地，同時投射向其他發展中及低度發展的地方（包括中國，和那些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國家，如：菲律賓），潛在構連全球化社會運動的可能性。這是我對「在香港推動基層運動回應全球化」的思考起點。



要綜援思考全球化可能是有點過份了，但我在想，就算我們不是真心地關心全球，這個起點起碼是有助我們結連本地中層在全球化中的焦慮（可能是商業服務產業外移而失業，可能是收入要與中國大學生看齊，可能是要離開香港就業去，可能是被昂貴生活成本趕往北方）。無論大家將來在全球化下的生涯策略如何，漂泊何方，香港仍可以是我們的家，她要為我們提供最终的保障。也無論將來香港或珠三角經濟形態如何，作為地方政府（香港或中國）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是她的基本責任，這也是全球政府面對全球化的基本責任，因此，政府間也要合作，實現全球性的基本保障。



還記得大家的中產論述分析嗎？中產躍居上文化領導權，是它嘗試著結連所有人的不滿，界定問題------董建華及保皇黨，假扮能為社會整體提供一個答案------07/08雙普選。綜援或基保若結連中產憂慮與貧窮，界定香港問題是全球化，答案是基保，能形成文化領導權嗎？



這論述也為香港基層運動與中國基層運動，甚至全球化社會運動，提供了一個接合點。可能是我們擴闊視野，去支持其他國家的社會運動（菲律賓外傭爭取退休保障？），也可能是其他社會運動支持我們（溫哥華市反李嘉誠份子聯署改善綜援的聲明？」。



龍應台在明報那篇文章的聰明之處，大家也是見識過了，想為綜援和基保運動來一篇嗎？



然而，不得不承認，權利論述也有右傾的危險，在本地有社聯（及樂施會？），在歐洲有「第三道路」。江仔很想挑戰第三道路，我覺得這場架遲早要打，做些準備也是好的。但是，我想像這場架的戰場，並不是在綜援和基保之中。第三道路與新右不同，它是支持基保的，在國際上它支持各種權利公約。第三道路可能會支持私營化（起碼沒有原則性的反對），但它也同意了最低工資。我認為，第三道路在想法上是同意政府的角色，和基本權利，再加了「企業社會責任」，以回應全球化的管治性問題（噢，當然不是回應分配問題啦）。



我想我們與第三道路真正要打的架，不在基保的價值觀上，而是在「權利是什麼？」上，這也將會是我們在發展權利論述上，與自由派將會出現的分歧。現時權利論述及各種權利公約最大的局限性，在於它們沒有向「產權」提出挑戰。（馬克思出場了？）在全球化下提倡保障基本人權和生活需要，但卻無力挑戰跨國企業。可以提供一點觀察，聯合國內部現在就「企業社會責任」正在醞釀一場大架，一方是安南為首，強調「跨國企業的社會責任」，另一方是人權委員會下一班國際法的律師專家，強調「跨國企業的法律責任」。在今年中，他們提出了「跨國企業要受各權利公約約束或制裁」，引起了國際商會強烈反對。這場架還未算真正開始呢。



我們在本地，在權利論述上與社聯（社工或樂施會）的分歧不在基保，而在「碰不碰產權？」。具體一點說，社聯在現有政策及法律上支持企業是私產，但我們則認為，社會及人民以各種方式「投資」（或資助）了企業，所以私營企業並不 「私」。



說到產權，也帶出了我們將會與左翼出現的差異，就是在「私有」和「國有/社有」之間，還有其他產權模式嗎？合作社（共產）和家庭主婦（家產）都要出來說說話了。還記得雄仔叔叔的單車故事嗎？那些單車是什麼樣的一種產權呢？再談。



三位，我是太離題了嗎？又是否太遙遠空想了？我是不是右傾了？胡亂說了一大堆，難免錯漏粗疏，請幾位前線戰士給我批判，給我指正吧！



敬禮！



曹百達

2004年11月18日